小苏此时问到：“庄哥，此句话是不是可以改为：我们要致富，更准确些？”

大家都看着我，我回答：“要和能，一字之差，内涵区别巨大。对于小苏你来说，要致富肯定准确些，但更重要的是，确定能致富的信心，才是我们最根本的东西。”

“我也只想到要致富上，你说的能致富，是怎么考虑的？”李茅也提出疑问，说明这个问题需要专门解释。

“国强民富，是正相关的，不要说我们中国几千年历史，大家都有这个共识，就是国外的发展，这也是共识。在这点共识上，所有兴盛的王朝和其他国家都有，对今天的中国，不具备特殊性。所以，我们要致富，不算是特点了。但我们能富裕，这可是非常难得的，体现了今天中国的独特性。在现代化的冲击下，落后国家的政府和人民都具备这种迷之自信，非常少见。正是这种自信，中国在保持中华传统的情况下坦然地面对世界，我们利用了西方的现代化，但没有被西方彻底改造，这是真独特。”

大家的目光中，我看出了不理解，但也看出大家对我的说法有兴趣。有兴趣就好办，不理解，可以打比方。

“我来举例，在座诸位，假设极端化我们的特点，就可以分出三种不同类型的人。比如我和李茅，可以称为保守派，无论怎么现代化，我们都想保留中国文化的某些基因，我们熟悉这个、我们习惯这个，当然我们有时也维护这个。这个保守，虽然也想富裕，也想现代化，但这种现代化和富裕，一定是想做一个富裕的中国人，而不是想做一个世界公民。”

李茅点点头：“我不算保守，但我父母那一辈，是真保守。他们只想做中国人，不那么富裕，也可以忍受。”

“而然然和妍子呢？可以称之为现代派。只要能够现代化，做哪国人并不特别重要。这是世界公民学派，当然今天的所谓现代派，主要是指西方派，因为西方是现代化的发源地。西方的一切，都代表着现代化，所以，对西方文化的信任多一些，亲近感强一些。对中国的传统怀疑多一些，反思多一些。”

然然说到：“庄哥是打比方，用的是极限法。虽然我们没有那么崇拜西方，但我父母，却是极度的西式生活迷，尽管他们没在国外生活过。”

“然而，小苏夫妻俩，是实用派，只要能致富，管它中西，努力挣钱。所以，我和李茅、然然和妍子，折中自己的倾向，向你靠拢，我们成了合伙人。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最大公约数是：我们要致富。”

小苏笑起来：“那我们就是中间派别哟，所以大家才向我靠拢？”

“不，你不是中间派，我们三类人都隐约有个特点，内心相信我们能致富。我们相信政府能带我们致富，我们自己能够挣钱，对不对？”

小苏的夫人说到：“要不相信能挣钱，我们那么努力干嘛，等政府救济呗。政府要不相信我们老百姓自己能发财，要个体户干什么？全是国企大集体，平均分配呗。”

“精辟！”我不禁大加赞赏：“你说到根上去了，政府对民众有信心，民众对国家有信心。信心从何而来？难道不很特殊吗？”

妍子也说到：“是啊，发财还是要在中国啊，我在国外读书，有本事的，很多都回来发财了。我这没本事的，也算是试着赚了点小钱。”

然然也说：“对的，如果我在国外，就这几年，要成为上市公司的股东，概率太小了。”

“那么，这种国家和民众的信心究竟从何而来呢？我想主要从三个方面而来。第一，从历史的对比中来。近百年来，西方工业文明对中国对世界摧枯拉朽，无往而不胜。历史上学习中华传统文化的日本，在工业化面前完全丧失了文化自信，完整而彻底地脱亚入欧，完全西化，进入到工业文明。抗日战争，是两种文化的对决，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的对决。中华民族到了存亡之际，我们幸运地熬过来了，我们虽然有点侥幸，但毕竟没有完全丧失文化根基。抗美援朝，我们虽然惨胜，但充分证明了我们的生机。这究竟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还是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这就不能简单否定了。但这些历史对比和经验，起码让我们没有简单地抛弃中华文化的特点，至少，它还有存在的空间和理由。我们毕竟胜过，对不对？从历史上看，中华文明受过五胡乱华的冲击、受到蒙古元朝的洗礼、经过满清入关的考验，不也存在吗？因为，中华文明本身是一个具有包容性、允许革新发展的文明，所以，对外部冲击的耐受性比较强，所以生存能力比较强。这是我们五千年文明不中断的重要原因。”

李茅问：“这就是你所说易经的特点：生生之谓易？”

我点点头：“从哲学和思想基础上，中华文明就给变化留下了空间，这是它伟大的地方。第二，从现实的效果来看。政府的政策是不是让老百姓富裕了呢？是的。老百姓自己的努力有没有效果呢？是的。同样的中国人，在国外发财容易呢还是在国内发财？国内。我们全面开放，引狼入室，我们被吃了吗？没有。在我们民众富裕的过程中，虽然拉大了贫富差距，有人抱怨甚至泄愤，还发生过学潮事件，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几乎所有中国人，都比以前几十年富裕得多。挣钱的径无非两个，一个是分配，这是政府的事。但这也往往走向零和博弈，你多了我就少了。另一个是发展，这可以做到双赢，企业赚钱、人民有工作涨工资，政府税收好，这是多赢，所以，改革成功，就在于它是普遍增量的。中国人是最现实的，最现实的人最适合市场经济。因为市场经济有效性理论中有一个基本的假设：每个参与者都是经济中的理性人。中国人的特点，完美地满足了这个特征。”

小苏的夫人讲到：“我奶奶说，今天她过的生活，比过去的地主好十倍。”

她的话题引起了妍子兴趣：“你奶奶跟你讲过过去的地主是怎么生活的？”

“张家石盘的大地主啊，家里有地七八百亩呢，那叫有钱！”小苏的夫人模仿她奶奶的口气说话，把这个讨论变成了话剧表演：“要说他家有多少钱呢？我们也不清楚，只晓得，腊月腌肉啊，要用好多盐，用过的盐水啊，再也不用了，直接倒掉，里面还有白花花的盐！”

她的语气、神态、表情一出来，我们觉得，她没有学表演，可惜人才了。妍子哈哈大笑：“盐水用过了，当然倒掉，难道还要留下再用不成，那多脏？”

我着重地告诉她：“晒干了，是可以吃的。”然后用语重心长的口气教训到：“年轻人啊，不晓得甘贵，油盐钱啊，我小时候，父母都操心过。”

“去去去，整天哭穷，好像你小时候多不得了似的。”妍子嗔怪到，其实，我说的是实话。

“那第三个方面呢？庄哥？”这次是然然发问，估计我的前两点理由也部分说服了她。说服学院派可不简单，我还有点小小的成就感呢。

“第三个方面，就不得不涉及到中国人的文化特点了。各国人民都自我吹嘘自己民族的优秀品质，什么勤劳勇敢无私神圣之类，我们自吹也不少。但我认为，在中国人的思想血液中，至少有两点，是信奉到极致的：勤劳和智慧。中国人是这两点最忠实的信奉者和最彻底的实践者。我们自古就有耕读传家的传统，耕就要勤劳，读就长智慧。反过来，我们共同嘲笑的缺点中，最被嘲笑的就是懒惰，你可以迂腐、可以贫穷、可以倒霉，但你绝对不可以懒惰。懒惰是所有人都可以嘲笑你的，相反，勤劳的人，会得到所有人的赞美。智慧，从制度上讲，科举为读书搭建了成功的桥梁；从信仰来讲：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两个特点，不是我故意夸大，妍子，你在美国呆过这多么年，你有直观感受吧？”

“那倒是，先说勤劳吧。中国人开餐馆，墨西哥人也开餐馆，中国人可以晚上不休息，节假日不休息，只要能赚钱，可以整天不休息，这老墨哪里受得了？这样竞争法，他们都得要倒闭。但是除了中餐馆，几乎没有西方人这样勤奋的。所以有老墨才推动美国政府立法，强制餐馆限定营业时间，中国人可以不休息，但他们可受不了。中国人赚钱，可以不要命！”在大家一阵哄笑中，妍子继续说明读书的问题：“全世界也没哪个国家，像中国人一样重视教育的，虎爸虎妈就不说了，只说跟我们一起读书的，有的家庭根本不富裕。有的同学，在美国读完本科，家底基本就空了，后来还要贷款上学，自己还要打工，这种重视程度，无人可比。当然我是不行，但我们华人，在美国读书的，平均成绩，比西方人要好得多，这是肯定的。我们聪明，更努力。”

妍子这些鲜活的例子是最生动的，但为了给然然和李茅以冲击，我还得照顾理论的完整性。我总结到：“我翻看中国《二十四史》，发现中国少有五十年内不打仗的，要不外敌入侵，要不发生内乱。但有一个现象，只要给中国人五十年真正的和平，政府休养生息，人民会自动发展。五十年的和平，会让中国自动富裕。一百年不折腾，中国必定最强大。这就是我这两年学习历史的结论。”

还有啥说的？把历史都总结了，话题也到头了。

我们再次确认了婚礼前期的准备事项，就各自回家了。

第二天一早，就打电话问班长，一来向他汇报我来北京的事项，二来向他打听金姨现在在不在家。结果，他说他与李茅有交往，婚礼他要去祝贺，并愿意帮忙。这就好多了，班长的组织协调能力，比我们都强。当然，金姨今天在家，我们正好要去拜访。

当我们到金姨家时，妍子和金姨兴奋得不得了，抱在一起，都要流泪的样子，按过年的标准，拜年给红包，因为还在正月，这还应景。金姨感叹到：“全靠你们的妈妈，知道我过年不好过，她一回北京，就找我玩，你们昨天到北京，今天就来了，是不是你妈命令的？”

“金姨，你瞧不起人！我和我哥早就定好的，一定要给你拜年，这还需要我妈说？”

过年就要有过年的样子，我们三人一起下厨房做菜，让保姆在客厅看电视休息，我们又是菜又是饺子又是汤圆的，好像又过了一次年。

吃饭时，金姨说到：“春节，这是第二次这热闹了。陈经理两口子，大年初一就在我这过的，也像你们一样。小庄，你给我介绍了个好人！”

“金姨，陈班长就是我亲哥，你就是我亲姨，一家人当然得像一家人嘛。”我谦虚到：“其实，他比我亲哥还要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