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低经费？我们最初的协议可不是这样说的。”理查德的鼻尖都要顶到庞校长的脸上了。

庞校长烦闷非常的说：“我给你解释过了，学校的政策发生了变化，不是我要反悔，我也没有办法，不是我不想帮你，是我没有其他选择了。”

“你可以选择想遵守协议。”理查德喷着口气，说：“我们有合约，有消息的规定，你们的资助应该持续一年以上，在此期间，你们不能想退出就退出。”

“学校的拨款已经停了，你逼我也没用。”庞校长极为不爽的说。

“学校是签订合约的主体，你们毁约的话，我会起诉的。”理查德没有办法，只好举起了最后的诉讼大棒。

如理查德所预计的那样，庞校长果然迟疑起来，但也就是两分钟左右的思考，庞校长缓缓摇头，说：“这不是我的决定，我只能表达遗憾，虽然我也不想出现这样的纠纷，但就像是你们欧美人说的那样，不要惩罚送信的人，我仅仅是个送信的。”

理查德不相信：“你是学校的校长，大权在握，怎么会无法决定。”

“副校长，我是副校长。”庞校长用英文强调着，这是他少有的描述自己的真实头衔。

威胁诉讼都不能解决问题，理查德顿时没辙了。

他其实也不想进行诉讼，这是耗时耗力的高成本行为，虽然有律师能够完成大部分的工作，但仍然需要诉讼人的参与，除此以外，律师的收费也很不少。

理查德虽然是加州大学的知名教授，却由于在公立学校任教，他的薪水也不过是几万美元，比80年代的中国人自然富裕到了天上，可在美国社会，亦不过是不错的中产阶级。

当然，理查德若是愿意抛弃教职，前往制药公司或者其他类似的私人企业任职，他的年薪可以轻松达到数十万美元，甚至突破百万美元，就像是捷利康的特拉普一样。

可在此之前，理查德的私人收入并不高，也没有搞学术腐败的土壤。

在这一点上，理查德甚至没有回中国工作的海归过的滋润。

不过，理查德背后还有加州大学做靠山，在烦闷的送走庞校长后，理查德立刻将此事通知了加州大学。

两所学校你来我往的谈了几天时间，理查德接到了加州大学的电话：“北京大学将会按照协议的三成给你赞助经费，加州大学将增加相当于协议两成的经费，但剩下的五成，你要靠自己了。”

理查德不由自主的开始挠头发，少了五成的经费，可不是语言描述中那么简单，经费少了一半，实验可不能少一半，仪器也不能少一半，买的试剂也不能少一半……

少了一半的经费，对一所新实验室来说，几乎意味着支撑不下去了。

理查德生气的道：“他们签订了协议，你应该让他们执行协议。”

“你可以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但你应该明白，中国方面降低经费开支的原因，是你在过去半年时间里毫无产出。”加州大学方面的负责人也不想承担无能的名声，立刻将罪过推到了理查德身上。

理查德无言以对，他也不是个特别擅长说话的人。

电话对面的语气好了一些，说：“我们能给你的唯一的支持，是提前给你经费，这样可以让你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维持研究，剩下的缺口，我建议你寻找新的投资人，或者寻求公立基金的支持。”

先说坏消息，再说好消息，然后给出一个有可能的解决方案，的确能解决重症心塞。

理查德重新振奋起精神，决定按照对方的建议去做。

在美国，寻找投资人或者公立基金的支持，向来是实验室负责人的主要工作，一些实验室的管理者会将四分之一乃至三分之一的时间和精力用在筹款上。

理查德也不止一次的尝试寻求个人或机构的帮助了，在大多数情况下，投资他的个人和机构是血本无归的，而在少部分情况下，投资人或投资机构得到了相应的回报，尽管听起来有点不靠谱，但实际上，理查德的记录是相当不错的。

70年代到80年代的生物技术，就像是2000年的互联网一样，得到了全美乃至世界范围的疯狂投资，大部分的投资都是亏损的，而且亏损的极其严重，但是，风险投资之所以是风险投资，就在于他们能够承受风险，而且专注于成功的比例。

即使是中国方面，也同样受到了相关影响，理查德实验室能建的如此顺利，亦是他的优良记录在起作用。

到现在为止，理查德的优良记录依旧未曾发生改变，他的确挫败于杨锐的科研竞争，但北大的理查德实验室没有撤销，那就不算是一次失败的记录，更何况，就现在的状态，他多一次失败记录，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唯一的问题，就要是要多受白眼，多拍马屁，多浪费时间了。

仔细考虑一番，又与人在美国的老友商量以后，理查德决定先不回国，而是做出点东西来，再去寻找新的资金，不过，这样做的风险就更大了，假如要用两个月的时间找钱，那他就要在三个月内做出有意义的东西，而相关的研究做到现在，用三个月的时间做实验，容错率是很低的。

理查德毅然决然。

他再次找到庞校长，提出自己的要求，说：“如果贵方将剩余的经费，一次性的交给我，我就放弃诉讼，并且自己想办法维持理查德实验室，做出的成果，也会按照原先的协议，签上北大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