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年高考虽然是各省分别出题，但考试科目大致相同。语文、数学政治各一百分，理化各五十，一共四百分。

各科的模拟题，妈妈做的相当的轻松，桂金就有不少困难。悠悠看着妈妈对答案时的笑脸，由衷的说：“妈妈，您真棒。”

姥姥在一旁说：“那是当然，你妈妈可是‘老三届’。”

“姥娘，‘老三届’是什么啊？”悠悠原来看网络年代，经常看见这种说法，却不知道具体的含义。

经过姥姥的解释，悠悠才知道“老三届”就是指1966-1968年三年中毕业的初、高中生。

1966年当时在校的初、高中学生，因文革造成在学校的堆积，到1968年才毕业离校，出现了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六届中学生同年毕业的奇景，造成了巨大的就业危机。

老三届离校后基本都当了知青，并且将此前以农场(含兵团)模式为主的上山下乡，改变为以插队模式为主。

为动员老三届下乡插队、掩盖就业危机，特地找出一个“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借口，这也是妈妈能顺利回到韩屯的主要原因。

老三届的学生是新中国的同龄人，也曾是新中国教育出来的最成功的一代。曾经成功地塑造了一代，甘愿为革命理想而奋斗而献身的青年。

这种理想，首先是基于对共产党和伟人的深厚感情。“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

这代青年呱呱落地时起，耳畔回旋的便是对领袖的颂歌。入学时学写的第一句话就是“伟大的领袖***万岁”。近乎胎教的灌输，对他们以后的成长，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这种理想的形成，还基于日臻完备、系统的政治教育。他们跨出家门迈进校门，不仅是走向社会的第一步，同时也是政治化的开始。

学校教育除了传授系统的文化科学知识，还包括大量的政治学习，包括多种多样的诸如听报告、讲时事、上团课、下厂下乡劳动、参加军训、忆苦思甜等活动形式，包括英雄事迹的感染和熏陶。

刘文学、向秀丽、**、王杰……英雄事绩的感召，给他们的思想打下了鲜明的理想主义烙印。像英雄那样生活，为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而献身，是那个时代的最强音。在如此浓烈的政治气氛下，学生普遍具有神圣的使命感和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

在以阶级教育、革命教育为主的前提下，17年教育注重培养的是青年的集体主义精神，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品德和勤奋、刻苦、勇敢、向上的素质。

老三届中很多人在经历“文革”，及以后上山下乡的种种人生困厄和磨难时，能够以坚忍的意志和互相扶助的精神，与命运抗争而不甘沉沦，与他们受到的教育是有很大关系的。

另外，17年教育关于集体主义的宣传，是与对青年个性的压抑联系在一起的。在革命理想主义化身的**身上，突出宣传的是“甘做革命螺丝钉“的思想。

从本意上说，把个人比作社会这架大机器中的一颗螺丝钉，立足于本职工作，努力为人民多做贡献，是没有什么值得非议的。但把它加以极端化的导向，则使事物超越了“度”而变质。

当年风行一时的名言“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集体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便是扭曲个人与集体关系的一个“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