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清做生意其实是件满累的事情，因为所谓的厘金制度，从最初的百里抽一，执行到现在早已经突破了“一”的界限，少则二三厘，多则四五厘。问题是在一个地方落地需要收税，运输过一个厘卡也要收税，所以一个商人进行长距离买卖，谁都可以想象其中税金之重。不过每当看到这里时，王一总会不自觉地想起后世的那些所谓高速公路收费站，感情人家是和大清末期的厘金制度一脉相承的。

不过怎说后世也比清末强盛，其中最主要的表现就是高速公路收费站能本国商人和外国商人一起歧视！没有搞特殊化！而清末则窝囊多了，列强的一份份不平等条约签下来之后，列强们只需向由英国人赫德领导的大清海关上交5%的关税，其后就不用再在地方上被收取厘金。这里面的一进一出，迅速抹平了本地商家的本地优势和大清低廉劳动力的成本优势，给列强向大清倾销产品赋予了条件和特权……

说句题外话，要是活在清末的话……哥们儿要买个iphone或者ipad3是不是能便宜点？

正是因为税收制度上的差异，所以王一当初才坚定地收购了旗昌洋行的大部分股份，一方面能获得稳定的内外贸航运能力，另一方面也算是拿到了一张免厘金牌照。

大商现在是走两条贸易路线，一条是真正的国外贸易，向国外出口大商本身的高科技产品。另一条就是出口转内销路线，不过这也是被逼无奈后的权宜之法。

王一本身对偷税漏税，变相抗税是没什么心里挂碍的，心安理得的很。他并没伤害平民百姓，这么做只不过是把本应该被清廷地方政府拿走的厘金，间接放回了百姓的腰包。而大商的产品大多也有没外地竞争者，许多连外国竞争者都没有，所以也谈不上打击了本地商家。

大商在过去几年收入是非常喜人的，靠着旗昌这牌子行走大清大江南北。不过大商真正获利最丰厚的却不是那些产品生产企业，而是大商银炉。

自从1873年美洲西部发现极大规模的银矿之后，各大国陆续开始实行金本位制度，对白银的需求量陆续减少，这就导致全世界范围内的白银价值大幅走低，而大清的金银比价明显跟不上世界的变化。

李御珍利用大清银钱比价不合理的落后局面，在其中翻江倒海。他利用旗昌洋行这块牌子，在1876年末，开始在全大清逐步干起了与银炉性质类似的铜炉业务。银炉当初就是用来抹平银子成色不同而造成价值不同才建立的，不过现在大清境内各地滥发辅币制钱，弄到最后也成了不同种类铜币之间成色不同，价格不同。

而李御珍所作的事情，就是利用大商本身丰沛的银源，收购各种高价铜币，一般都是乾隆朝之前的铜币，每年但从湖北一地就能收购百万串之多。

其中一部分被运回营口，大商可从每串铜钱中提取白银一两上下，其中的金银被大商保留下来，而剩下的铜块或者卖给大商各个需要铜块的生产厂，或者在卖回各地用于制钱生产。{/\手、打\吧.首.发}因为这样收购之后，会照成世面上铜钱流通减少，从而使价格上扬。所以大商在把铜块卖回各地的过程中，还能再赚上一笔铜的差价。

而另外一部分铜币，李御珍将他们留在本地，用来从事不同铜币之间的兑换业务，可小额地赚取差价。这个过程中，大商银炉会建议各个商家使用大商自己铸造的银元作为中间交换媒介。简单说，就是向全国商家推荐使用大商银元。不过在最开始阶段，真正选择这种方法的人不是很多。一般都是与东三省有贸易关系，或者跟旗昌有贸易关系的商家才会选择这个办法。不过久而久之，随着大商旗昌在各地业务的渐起，再加上大商银炉开始在全国各大通商口岸城市开办新的分行站点，不时还向各地政府提供小额贷款，来提高自身信誉。老百姓们终于渐渐地发现，大商银元似乎价格比较稳定，远比使用各地政府滥发的劣质铜币强很多。

大商银炉在全国实行的这两种政策，第一条是短期高回报，第二条在于掌控大清的金融控制权。当然，第二条不是短期可以做到的，再加上一堆外国竞争者，可谓任重而道远。

虽说如此，大商银币如今也算有了相当的名号！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外国银行在上海设立的分支机构和代理店已达11家，主要业务是给外商办理汇兑，一般中国本土金融机构没有往来，主要依靠低息从社会上收取巨额资金获利。而后来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本土钱庄为了扩大规模，便需要资金的注入。而其中最主要的资金来源就是外国银行提供的信用贷款贷款，两天一结，一般利率是7%。而本土钱庄在转手贷给其他实体商户的时候，利息是10%。中间就有了一个差额，而这就是本土钱庄追求的利润来源。也正因为这个差额的存在，本土钱庄也逐渐被外国银行所控制。

1872年6月的时候，大清茶丝出口进入旺季，不过突然出现外国银行握着十万两不肯放出的事情。外国银行对上海本地钱庄信用贷款的规模在300万两左右，如今断了将近三分之一。利率一下上升到了一两5，相当于年息49%。与此同时外商还开始抬高汇价，借此对丝茶出口华商施加压力，在拆息奇重的情况系，不得已开始抛售手中汇票，结果1872年丝茶出口停顿。

1873年初，根据以往的惯例，上海钱庄是春季放银，新丝开盘后归还。结果当年五月的时候，拆息行情再次上升，长时间徘徊在一两4。又因为欧美金融危机，导致丝茶滞销，所以钱庄无法回收贷款。等到9月贷款收回的最紧张时刻，外资银行突然宣布拒绝贷款，并且扬言要收回全部已带出信用贷款。这下拆息一下便飙升到了2两8，合年息90%。于是年终之时，上海一下到了五六十家，亏银200万两，1874年开业数不及1873年的一半。

1872~1873年这一次的外资银行行动，有可能是因为欧美金融危机的自保行动，但是其后他们开始食髓知味。经过几次试探之后，开始找到了上海金融市场的规律。市面上银两超过其所需三十余万两时，日息2钱，合年息8%，可一旦外国银行收回拆票，日息就会立刻增加到一两，合年息33%。

1878年的时候，丝茶再次交易沉闷起来，钱庄受拖累，外资银行收缩放款200万两，市场立刻出现恐慌。到年底时，二三十家中国钱庄倒闭。1879年虽然贸易有所起色，可到了5月的时候，外资银行再次开始重施故技！

而此时大商银炉瞧准机会，突然大规模入市，以大商银元为支付手段，联手旗昌洋行，不但低价收购各地生丝，而且还贷款给上海本地商家，以及与大商关系友好的十多家大钱庄。不过几日功夫，大商银元就从原本的辅从地位，一跃成为上海当地重要的支付货币媒介。而那些被收购来的低价生丝被运往大商联合价格联盟在奉天安东（丹东）新成立的纺织品生产基地，其后他们的低端纺织品开始在朝鲜，东南亚和大清国内销售，中段纺织品开始被运往日本进行倾销，挤迫他们的本土生产企业，而高档纺织品则进入欧美等地。除了生丝之外，旗昌还收购了部分上等新茶，加工之后，一部分留在东北，一部分被从伯都讷通过商队运往蒙古各地，与日薄西山的大盛魁展开竞争。